1972年陈毅元帅逝世后，毛泽东亲临悼念。悼念完毕，毛主席环顾灵堂，突然发现了角落里的一幅挽联，不禁驻足细读： 上联：仗剑从云作干城，忠心不易，军声在淮海，遗爱在江南，万庶尽含哀，回望大好山河，永离赤县； 下联：挥戈挽日接樽俎配资网股票配资，豪气犹存，无愧于平生，有功于天下，九原应含笑，伫看重新世界，遍树红旗。
毛主席看过后，问这副挽联是谁写的。 陈毅夫人张茜回答：“张伯驹写的。”
张伯驹这名字，如今提起的人不算多，懂行的人一听，却知道分量不轻。
此人出身豪门，父亲张振芳做过袁世凯时期的直隶总督，家里不是一般的富。照着常人的活法，这样的出身，守着家业过体面日子就行了，偏偏他不肯走那条平路。他把心思都扑在古书画上，见着好东西流散民间，心里就发紧。买，想尽办法也要买。护，勒紧裤腰带也要护。别人攒钱，他往外掏钱，掏到后头，几乎把一份阔气家业生生折腾薄了。
当年为了收隋代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，他动了卖宅子的钱，又凑出二百二十两黄金，才把画收回来。买晋代陆机《平复帖》时，他又花了四万大洋。这个数，搁什么时候都够吓人。张伯驹不是不知道钱金贵，他是知道有些东西比钱更经不起丢。乱世里最怕什么，怕的是兵火，怕的是贱卖，怕的是一眨眼，国宝成了别人案头的玩物。张伯驹就像个死心眼，见不得这个，硬是拿真金白银去堵那个窟窿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听说毛主席极爱书法，除怀素外，对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这些“三李”的墨迹也格外看重。张伯驹手里恰好藏着李白真迹《上阳台》。那帖拢共二十五个字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万千，非有老笔，清壮何穷。十八日，上阳台书。太白。”字不多，来头却大。张伯驹想了想，把这件宝物送给了毛主席。
毛主席拿到《上阳台》，确实喜欢，连着看了好几天。喜欢归喜欢，处置却有分寸。他专门写信给张伯驹，道谢，也把话说明白，这样的墨宝，个人不能要，先借来看几天，过后存入故宫博物院。几句话，没有半点虚套，却见胸襟。张伯驹读了信，受了触动。那种触动，不只是因为被懂得，更因为他看见了一种态度，国宝归公，不归私。
事情走到这儿，路子就更清楚了。张伯驹把《游春图》捐给了故宫博物院，又把《平复帖》捐献给国家。前前后后看，他不是在玩收藏，也不是借收藏抬身价。他干的是另一件事，替这个国家留下一点真家底。说得朴素些，钱可以再挣，宅子可以再换，老祖宗留下来的笔墨文章，一旦散了，追都追不回来。张伯驹认这个死理，认得很拧，拧得有点傻气，也正因为这股傻气，后来人还能在博物馆里见着那些国宝。
人这一辈子，有时真怪。前半生拼命护东西，后半生未必就能被温柔对待。特殊年月一到，张伯驹也没躲过去。他遭受打击，年近古稀，还被下放到农村。重活得干，饭也吃不饱。一个整天和法帖古画打交道的人，被推到土里去刨食，那滋味，不用细说都知道难受。可他那口气还在，没有塌。陈毅逝世的消息传来，他心里发酸，提笔写下那副挽联。联里写陈毅“军声在淮海，遗爱在江南”，写他“无愧于平生，有功于天下”。句子拉得开，骨头却硬，既有敬意，也有分寸。
张伯驹能写到这一步，不只是因为文采好，根子还在交情上。陈毅本就是爱才之人，对有真学问的人向来高看一眼。他和张伯驹来往不少，不止赏识，还主动向张伯驹请教。临终前，陈毅还写过一封信给张伯驹，里头有一句话很见真心，说他是“好老师”，让自己学到很多东西，还郑重道谢。元帅称文人为老师，这话不轻，听着都觉得热。张伯驹给陈毅写挽联，自然不是敷衍应景，那是知己送知己，字字都有来处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毛主席在灵堂里才会被那副联拽住目光。他问周总理这是谁写的，得知是张伯驹，又转头问张茜。张茜把二人的关系说了一遍，也顺势提到张伯驹眼下的处境，人虽然在北京，却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户口。话说到这里，事情就不只是“联写得好”了。毛主席看到的，也不只是几句沉雄文字。他看到的是一个人，一个曾把家财换成国宝、又把国宝交给国家的人；一个跌进困顿里，仍旧没有把笔扔下、没有把骨头熬软的人。
毛主席当即让周总理去安排。没过多久，张伯驹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。外人回头看，总觉得像是一副挽联改了人的命。真要细掰开看，也不能这么说。那副联只是个引子，真正让命运转弯的，还是张伯驹自己。他年轻时舍得，后来肯捐，再后来再苦也没丢掉那点风骨。
毛主席那天停下脚，不单是因为联作得好，更因为联后头站着一个值当被看见的人。
灵堂里白花寂静，那副挽联挂在一旁配资网股票配资，不声不响。纸上的墨色沉着，像旧年月里留住的一口气，到了那天，才慢慢显出它的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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